说到风格问题，就不得不提大家都十分熟悉的一个例子：

　　宋朝苏轼写的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以气吞山河的气势，一扫词坛“绮罗香泽之态”，被尊为豪放派的代表。

　　宋朝第一个大量创作慢词的柳永写的《雨霖铃》，以缠绵悱恻的情调，描写了男女之间的离愁别绪，被尊为婉约派的代表。

　　苏东坡有一次问一个善歌的人：“我词何如柳七（柳永）？”那人回答：“柳郎中词，只合十七八女郎，执红牙板，歌‘杨柳岸，晓风残月’。学士词需关西大汉，铜琵琶，铁绰板，唱‘大江东去’。”

　　这“铁琵琶”与“红牙板”生动形象地说明了豪放的苏词与婉约的柳词的不同特色，这特色就是风格。

　　因此可以说，风格就是作者、诗人在艺术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艺术特色和鲜明的个性。比如李白的诗与杜甫的诗，一浪漫一现实，辛弃疾的词与李清照的词，一豪放一秀丽，读起来肯定感觉不一样。我国古人早就说过：“文如其人”，十八世纪法国学者布封也说“风格即人”，这两句话的意思基本是一致的，它揭示了作者的个性特征与作品风格的密切关系。由于每个人所处的生活环境、生活经历、精神气质、文化素养、审美意识、兴趣爱好、创作才华等不同，在诗词创作过程中就会自然流露出来，就形成创作个性。这种创作个性使不同的人在处理题材、表达主题、描绘形象以及语言运用等方面都各有特色。经过长期的创作实践，这些特点在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上的具体表现就会相对固定，从而形成较为稳定的风格。李白的清新飘逸、杜甫的沉郁顿挫、王维的幽静秀丽、李商隐的奇特晦涩……都是长期创作实践的结果，也是他们创作成熟的标志。

　　我国古代的文艺理论家们，对文学风格曾有过研究和探讨。汉魏的曹丕把风格大致分为两类：“文以气为主，气之清浊有体”。“气”就是风格特征，“清”指风格的清新俊逸，“浊”指风格的凝重沉郁。六朝的刘勰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新的探讨，他在《文心雕龙》里把作品的风格分为典雅、远奥、精约、显附、繁缛、壮丽、新奇、轻靡等八类。晚唐的司空图又以形象化的语言把诗的风格概括为雄浑、冲淡、纤秾、沉著、高古、典雅、洗炼、劲健、绮丽、自然、含蓄、豪放、精神、缜密、疏野、清奇、委曲、实境、悲慨、形容、超谐、飘逸、旷达、流动等二十四品。诗词爱好者不妨多读读这些作品，从理论上有所提高。

　　创作风格不是与生俱来的，风格的形成需要长期的积累和实践。初学诗词的诗友开始是无法说风格的，因为这时的写作往往以摹仿、摹拟为主，作品的特点与读什么书、学谁的诗有很大关系。在这一阶段，要注意多读书、杂读书，不能凭个人的喜好拘泥于某一人或某一类诗词上，更不能凭什么才气、灵气。况周颐在《蕙风词话》中就如何写出好词评说：“其道有二，曰性灵流露，曰书卷酝酿。性灵关天分，书卷关学力。学力果充，虽天分少逊，必有资深逢源之一日。书卷不负人也。中年以后，天分便不可恃。苟无学历，日见其衰退而已。江淹才尽，岂真梦中人索还囊锦耶？”老舍先生也有一段精妙的论述，推荐给大家：“我们要求写出自己的风格来。这必须多写、多读。个人的风格，正如个人的生命，是逐渐成长起来的。在经常不断的劳动中，我们才有希望创出自己的风格来。一曝十寒，必不会作到得心应手。文艺作品不是泛泛的、人云亦云的叙述，而是以作家自己的特殊风格去歌颂或批评。没有个人的独特风格，便没有文艺作品所应有光彩和力量。我们说的什么，可能别人也知道；我们怎么说，却一定是自己独有的。”

　　创作风格的形成有着客观和主观的各种因素。客观方面，要受到时代风尚、时代精神的影响，要受到民族传统、读者要求的影响，也要受到外来文学的影响。岳飞存世的作品虽然不多，但其风格是突出而明显的，这与其生长在一个“待从头，收拾旧山河”的时代有关，一个生活在“太平盛世”的人是很难写出那样的作品的。作品的风格还往往与结交的朋友（或称群体）有关，“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”，少数人经常在一起唱和、应对，就会使作品风格逐步趋向一致。像清朝形成的一些词派，大都是某一圈内或同一地域的。以齐鲁论坛上的作品来说，一江春水、襄儿、新疆LILY等的特点就十分相近，那就是注意格律、追求华丽、着重修饰、喜爱写景，这大概与他们经常作同一题材的作品、互相观摩学习有关。

　　从主观方面来说，作家的性格、生活经历、知识修养等，都是形成风格的重要因素。就以我们开始所提的苏轼和柳永来说，他们基本是同一时代的词人，但由于个人的遭遇和气质不同，词的风格也有显著的区别。同时，所谓风格也不是绝对的。《东坡乐府》有词三百多首，温婉之作竟有十之六七。像《水龙吟》：“春色三分，二分尘土，一分流水。细看来，不是杨花，点点是离人泪。”如果让关西大汉伴以铜琵琶来唱，岂不大煞风景？柳永的《乐章集》存词三百多首，也并非都是纤巧轻靡的艳词。如《望海潮》：“东南形胜，江吴都会，钱塘自古繁华。烟柳画桥，风帘翠幕，参差十万人家。云树绕堤沙，怒涛卷霜雪，天堑无涯……”，何来半点脂粉之气？

　　还要说明的是，作者的风格形成之后，不是永远不变的。由于作者主客观条件发生变化，他的作品的风格也会产生变化和发展。像诗友（特别是女诗友）喜爱的李清照，早期生活优裕，夫唱妇随，词多写闺情、相思，其愁绪多是“帘卷西风，人比黄花瘦”；南渡以后，经历了国破家亡的苦难，其诗词不论在内容上还是风格上都有所改变。其愁依旧，却成了“只恐双溪舴艋舟，载不动许多愁”，更出现了“生当作人杰，死亦为鬼雄”这样的豪放之作。

　　坏了，又长了！但愿不是懒婆娘的裹脚布吧！